我们一家三度流离失所，辗转于城市之间，从楼房到被狂风吹倒的帐篷，带着寥寥无几的家当与永不消散的伤痛。在临时避难所里，我们饥肠辘辘，熬过寒夜。孩子们在破旧毛毯下瑟瑟发抖，医生向母亲们致以歉意——因为没有药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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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经历了第一次流离失所，夜幕便成了恐怖的代名词。各种飞行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，一家人蜷缩在地板上入睡，孩子们围作一团。每当炮弹在附近落下，孩子们便惊叫着扑向我怀里，仿佛我的拥抱能隔开燃烧的天空。
“我们会死吗？”幼子艾哈迈德不断追问。我强忍泪水，用假笑回应。
最煎熬的时刻，是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的父亲病发那夜。我和兄弟姐妹们抬着他，在满目疮痍的街道上奔向最近的野战医院。医生们用悲伤的眼神道歉：没有药品，没有输液，只有水和止痛药。
我把他带回避难所，整夜守着他，生怕他呼吸骤停。
最残酷的时刻，是听到长子对弟弟们低语：“如果我死了，告诉爸爸我很爱他。”他的话如利刃击穿我的胸膛。那夜我无声啜泣，再也掩饰不住真正的恐惧。孩子们第一次意识到，他们的父亲其实无法保护他们。
我从未想过终有一日会被迫离开加沙。即便在最激烈的军事对抗中，我也告诉自己：这是我的家，我绝不离开。但随着持续轰炸和反复流离失所，我意识到留下来已不再是一个可行选项。
2024年5月3日，我穿越拉法口岸踏入埃及。一瞬间，仿佛灵魂被撕裂——我留下了在战争中逝去的兄弟姐妹与友人，留下了那些甚至来不及道别的亲人，更留下了我的家园与满目疮痍的土地。
我只带着装有文件的小包，仿佛将余生都塞进其中。
在开罗，平静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解脱。午夜过后，关于加沙的突发新闻时时让我惊醒。打开手机，我查看亲友安危，同时感受到缺席的沉重与内疚的煎熬——我活了下来，许多人却没有。
回望过去20年，加沙既是我铭刻在心的故土，亦是巴勒斯坦自由独立梦想的载体——痛苦与坚韧、恐惧与希望在这里交织。20年过去，最初的梦想被残酷现实击得粉碎。可我们仍要把它传递下去，纵使它看似遥不可及。（翻译整理：黄泽民、赵伟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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